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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机器的嗡鸣取代了往日的嘈杂，流水线上衣料如彩带般流动，工人们专注的眼神和利落的动作，构成一幅充满效率感的画面。

    每日晨会，班组长会用朝语宣读生产计划和质量要点，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。

    程佩珊并未沉浸于初期的成功。她深知，技术的移植易，管理文化与思维模式的转变难。她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朝方骨干的培养上。

    除了日常跟班指导，她每周开设两次晚间技术与管理培训班，教材就是那套在大连不断完善、现已翻译成朝文的《轻型服装加工厂生产管理手册》。

    听课的不仅有第二被服厂的技术员、班组长，甚至吸引了轻工业省和其他工厂派来“取经”的人员。课堂上，程佩珊不仅讲解技术，更注重引导讨论：为什么需要标准工序？

    质量追溯如何真正落实？计件与集体荣誉如何平衡？讨论常常激烈，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，但思想碰撞的火花，正悄然改变着一些固有的认知。

    金永哲厂长的态度发生了微妙转变。他从最初的抵触、观望，转变为有限度的支持。

    当看到示范车间的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5%以上，生产效率是旧车间的两倍，且出口到几个东欧国家的样品获得好评后，他主动找到程佩珊，提出将部分军服订单转到示范车间生产。

    “程同志，你们的方法，确实出活，出好活。”他语气依然硬邦邦，但眼神里多了份认可，“不过，军队的服装，要求更严，尺寸、用料、颜色一点不能差。你们能保证吗？”

    “只要标准和流程到位，严格执行，就能保证。”程佩珊自信地回答。她立即组织中方专家和朝方骨干，针对军服的特殊要求，制定了更为严苛的工艺标准和质量检验程序。

    首批五千套夏季常服的生产任务，成了检验中朝合作成果的又一试金石。生产过程高度紧张，每个环节都加倍仔细。

    当最后一套服装通过朝方军代表苛刻的检验时，车间里爆发出热烈的欢呼。金永哲厂长破天荒地拍了拍程佩珊的肩膀：“中国同志，有一套！”

    然而，就在一切似乎步入佳境时，一份来自朝方轻工业省的特殊“订单”，打破了既有节奏。

    订单内容不是服装，而是请求中方专家组，协助评估和改造平壤一家濒临停产的小型橡胶雨靴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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